内容简介：

《从三分天下到百家争鸣》是一部论述“文艺评论两新”的作品。该书系统地论述“两新”评论的缘起、特性、存在问题、困境与突破途径，对国内有代表性的“两新”评论家进行个案分析，指出“两新”文艺评论将成为中国文艺评论最重要的力量。

作者简介：

谢端平，1971年生，湖南省双峰县人，现居深圳市。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迄今在《中国作家研究》《文艺论坛》《北京文学》《创作与评论》《湖南文学》《香港文学》《文学报·新批评》《粤海风》《文学自由谈》《长江文艺评论》等公开出版发行的报纸杂志上发表文艺评论百余篇和小说、散文、电影剧本等两百余万字，作品收入多种年度选本和选刊，出版《村上春树现象批判》等著作多部。

目   录：

总序 文艺批评的“新力量”/ 唐小林

第一章 概论

第二章 两新文艺评论缘起

网络评论的嬗变和升华

体制内评论的变革和创新

时代的呼唤

实例:关于打工文学的评论

实例:媒体对村上春树的哄抬

第三章 两新文艺评论的特性

评论文本的根本特征

两新文艺评论家的胆与识

关注基层文艺

求疵比求美尤显重要

第四章 个案分析

艾自由:让好看评论真正成为深入人心的文学力量

曹雨河:发现文学价值给予充分阐释

廖令鹏:开拓文学评论的未竟空间

柳冬妩:为打工文学寻找精神源头

马忠:站在低处说话

戎平:从小城中学传达室走出来的基层评论家

唐小林:文坛求疵者 评论独行侠

曾于里:评论“照亮”别人的生活

赵卫峰:以强大的探索热情作紧贴现象的理论概括

周其伦:作者、读者和刊物的忠实信史

第五章问题、困境与突破

求疵评论的文本问题

困境与突破

勇于与文艺家对话与对抗

文艺评论百家争鸣

总  序：

 文艺批评的“新力量”

唐小林

在文艺批评越来越程式化、雷同化、乃至吹捧化的今天，文艺批评遭到冷漠，饱受诟病，早已是文艺批评家们心照不宣，有目共睹的事实。犹如一缕清风，当下文坛出现了一支以马忠、鄢文江、范良伟、曹雨河、谢端平、廖令鹏、谭旭日、李向明、陈宇、吴杰等人为代表的文艺批评“新力量”，令人欣喜，值得关注。他们激活了文艺批评的写作，令人刮目相看，给中国文艺批评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他们的写作经验值得推广和总结，更值得学界认真探讨和仔细研究。

这支文艺批评的新力量，是对原来固有的学院批评、作协批评和媒体批评的一种有益的，必要的补充。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都不在体制内，从事专业的文艺理论研究和批评，而完全是凭着自己对文学艺术的执着追求，对文艺批评的无比酷爱，在没有任何学术经费支持下，乐此不疲，持之以恒地观察，研究当代的文学艺术作品的成败得失；广泛和深入挖掘来自社会基层的文学作品的价值和意义，发出低处的、铿锵的声音。他们的批评，敢讲真话，独立不羁，文字活泼，字里行间有热情、有态度、有赞美，也有针砭，越来越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引起文坛的广泛关注和频频热议。

由马忠主编的这套“新力量文丛”，是他们优秀作品和创作成果的集中展示。这些文艺批评家，近距离观察和评论身边的作家和炙热的作品，在文艺批评中走近和参与真实的文学现场，挥洒才情，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他们天南海北，来自于各条战线，从事不同的工作，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专注于文艺批评，锲而不舍，孜孜以求。

在常人看来，文艺批评完全是一项必须经过长久的学术训练，由专业的文艺工作者才能干好的事，其他人是不能随便染指的。但僵化的固有思维和褊狭的井蛙之见，确乎已成为阻碍文艺批评的巨大绊脚石。事实证明，这支文艺批评新队伍的写作，展现了一种独特的力量，并不逊色于某些训练有素，纸上谈兵，没有文艺天赋的专业批评家。他们本身就具有良好的文学天赋和出色的写作能力，他们的写作，激情洋溢，敢说真话，正是对当下文艺批评的必要补充。让我们看到了文艺批评新的希望。

就写作的手法来说，他们的文艺批评是清新灵活，新鲜活泼，充满自由思想的。它摈弃了学院批评家一贯吓人的学术名词大轰炸和掉书袋式的獭祭堆砌，常常是一针见血，直抵文艺病象，直击文艺现场，揭示出当下文艺的诸多问题，从而引起疗救者的注意，给读者带来不一样的艺术思考和审美冲击力。

在文艺越来越饭圈化的当下文坛，我们更需要提倡一种有态度，有风骨的文艺批评，绝不能把文艺批评写成温吞水。面对文艺批评家们的一团和气，你好我好，鲁迅先生说，文艺批评必须像剜烂苹果那样，把坏的部分“剜”掉，绝不能把坏的苹果也拿给大家吃，就是说要“坏处说坏，好处说好。”但这种看似常识的观点，许多文艺批评家却始终难以做到。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作家和文艺批评家往往都是熟人，甚至是关系密切的朋友，大家经常都会在各种场合见面，真正的批评，在面子上很难抹得开。这一批文艺批评家却从来没有“考核”“任务”的烦恼和困扰，即便没有学术经费的支持，他们也毫不在意。他们没有人际关系的羁绊，与那些当红的作家们从无任何个人的交接，在进行文艺批评时，也特别放得开。

一片冰心在玉壶，心底无私天地宽，他们在批评时，敢于讲真话，论真理，不用在写作时考虑任何利弊得失，这样的“劣势”，恰恰是最大的优势。在进行文艺批评的时候，他们也就敢说其他批评家们不愿意，也根本不敢说的话。他们的文艺批评，让我们看到了新时代的文艺批评家是怎样在文学的现场短兵相接，听到了一种从未听到过的批评之声。

法国文学批评家蒂博代认为，文艺批评是一种创造。俄国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更是高屋建瓴地说：“认为批评这一行业是轻而易举的，大家或多或少都能做到的，那就是大错特错；批评家的才能是稀有的，他的道路是滑脚的，危险的。事实上，从一方面来说，该有多少条件汇合在这个才能卓越的人身上：深刻的感觉，对艺术的热烈的爱，严格的多方面的研究，才智的客观性——这是公正无私的态度的源泉——不受外界引诱的本领；从另一方面来说，他担当的责任又是多么崇高！人们对被告的错误习见不以为怪；法官的错误却要受到双重嘲笑的责罚。”然而，他们也常常会遭到一些文艺外行的误解，甚至会遭到某些专业文艺批评家们的装腔作势鄙夷，甚至无端的攻击。这除了传统的偏见之外，更多的或许正是因为僵化、呆板的批评逐渐失去了市场，受到了新的、极为严峻的挑战。反观这些文艺批评界的“新人”，他们长年关注文艺现场，对各种文艺现状和病象了然于心，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他们敢于讲真话的品格，体现了文艺批评家真正的风范，将成为当下文艺批评的重要力量。

以上，与诸君共勉！

（发表于2025-08-04《中国文化报》，有删节）

求疵比求美更重要

谢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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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文学评论家阿尔贝·蒂博代在《六说文学批评》（又译《批评生理学》）中，把文学评论分为两种：“求美”的评论和“求疵”的评论。这种划分法其实蛮简单，也很粗糙、粗暴，然而却被中国评论界经常引用，并作为指出问题或是“剜烂苹果”的理论依据，同时也被作成“文艺表扬”的借口。其实，鲁迅对评论家的四个要求，已经作出比蒂博代两分法更确切的表述。所谓“求美”：无疑是表扬好的，在没有好的时，发现并表扬较好的。所谓“求疵”，无疑是发现并批评不好的，如果还没有“穿心烂”，就剜掉烂了的部分（剜烂苹果）。现在很多评论家喜欢将简单的事情说得复杂，以便显示他们的功夫；而鲁迅，将复杂的事情说得简单，通俗易懂。孰高孰低，一目了然。

“求美”的评论主要是写给读者看的，帮助读者尽快找到好的读本（减少阅读风险和成本），深入理解作品的内容和好处（防止误解）。如果“求美”的评论变成了为作者装裱和PS、美化或歌功颂德，就是舍本求末、误入歧途。“求疵”的评论，有评论家认为主要针对作者（使其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以便改进），其实不然，它是同时针对作者和读者，似乎对读者的作用大一些（防止误读和消除坏影响）。要通过指出问题改变一个作者很难，因为需要其自身意识到问题，并有改进的意愿。但要改变读者相对容易得多，这世界上似乎没有蠢到迷信作者、作品而以丑为美的读者——某些吹鼓手例外，他们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读者，而是没有立场的评论者。可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说人家好话容易，谈人家毛病难。对于作者和读者来说，“求疵”的评论比“求美”的评论更显重要、更显需要。刘川鄂认为“求疵”的评论是“向名家开刀”：在何满子、袁良骏、李建军、王彬彬、吴俊、王兆胜、赵勇、王春林等评论家的评论实践中，较为成功地运用了向名家开刀的评论策略；针对当前一些小说反映出部分作家（尤其是名家）的低级趣味、混乱道德、良知失位等人格缺陷，作了坚定而集中的批评，受到广泛的关注和较多的肯定。批评名家有三个方面：就是批评由他们所代表的种种不良的文学倾向，批评由他们所代表的种种不良的文化现象，同时也是对大众审美趣味的挑战。“在借媒体发言或被媒体‘再生产’后，为交流表达的有效性起见，在篇名的设计上，在行文风格上，淡化了‘学术性’，加强了生动性，加强了批评的锋芒，但内在的学理支撑仍在。我认为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正常现象，是在文学边缘化、文学传媒化时代的批评策略。”“所谓‘酷评’，就是‘求疵’的批评。当然也有某些‘酷评’是不负责任地乱评。故弄玄虚、颐指气使、用语夸张、故作惊人，以达到出名、出风头，泄私愤，搅乱批评秩序等目的。但被斥为‘酷评’的大都属于严肃的批评，是批评家基于良知、基于学理，对批评对象的客观评价，当然有时也可能是严厉的。”（刘川鄂：《新世纪文学批评的新策略——批评名家的理由》，2005年第6期《甘肃社会科学》）刘川鄂的这篇文章发表很多年了，预见了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至今尚未解决。

在对名家“求疵”时，“剜烂苹果”的评论家遭受的反批评异常激烈，受到的压力也特别大。以唐小林批评贾平凹、贾浅浅为例，反批评主要来自两个阵营。首先，体制内权威的反制，因为权威能够调动体制内资源，站在一个权威的平台上，所以显得力量特别巨大、影响也特别深远。如唐小林在《文学报》上发表了批评贾平凹的评论文章后，程永新声称“再也不读《文学报》”。这对“剜烂苹果”之类评论家的伤害极大，以致评论家每剜一个“烂苹果”，都有点朝不保夕的感觉（担心被一些纯文学报纸杂志联合起来“封杀”）。其次，对名家的“求疵”评论的不当反批评更多来自被批评者自己的阵营，如为贾浅浅辩护的“丰阳玢子”所代表的“商洛作家圈”，他们在网络上以人身攻击的方式围攻唐小林，想想都觉得毛骨悚然。另外，那些被“求疵”的评论击中过，以声援被评论者的方式进行反击者，也可以临时划入贾氏的阵营，如臧棣以极其不具学者风范的言词对唐小林进行反击，被认为是报被批评过的一箭之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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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求疵的评论比求美的评论显得更重要。这不是说求疵的评论总体比求美的评论写得好，而是当下文艺评论的生态更需要求疵的评论，或者说，是时代在呼唤。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中国的文艺评论生态并不值得恭维。某些所谓主流文艺评论家丧失评论精神而成为表扬家、总结家或广告工作者。真正的评论特别是尖锐的争鸣，往往不容于所谓“主流”，并被粗暴的语言横扫。所谓“主流”评论很容易走极端——曾几何时，因为政治的影响，意识形态评论独步舞台，“革命”几乎成为唯一关键词；在这种语境里，批判性意见被绞杀，某些评论甚至违背了文艺规律，阻碍了文学健康发展。而后，学院派引进西方评论理论和方法，但许多所谓的专家未经消化即全盘西化。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艺评论存在明显的重理论轻文本的倾向。其后果是文艺评论基本一个模式，批量生产甚至沦为评职称、评奖的工具。滑稽的是，长期以来，体制内评论习惯于以众声喧哗方式来确定评论的正当与否，有时也按声音（权势）大小来判定，就好像以啦啦队的规模或主办方的意愿来决定绿茵场上的胜负。因为话语权被垄断，真正的评论很难突破重重阻碍而有所成长。我们应该有肚量容纳评论意见，认识到皆大欢喜、一团和气对文艺创作并无裨益，甚至有害。纵观中国文学史，几乎每个文化繁荣的时期都是百家争鸣。真理越辩越明，文艺越批越有活力，评论要成为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德国启蒙运动时期剧作家、美学家、文艺评论家莱辛在《汉堡剧评》中坦承，他较晚的作品中那些可取之处完全是通过评论得来的，他从评论中得到了一些类似天才的东西。（见莱辛著、杨业治译：《〈汉堡剧评〉选译》，1961年第10期《世界文学》）可以肯定的是，莱辛所称的评论绝对不是掌声和喝彩，不是庸俗吹捧、阿谀奉承，不是红包能够买来的。

真正的评论往往被当成偏见，这种“偏见”应该来得多一点，来得更猛烈一些。其实评论家喜欢谁不喜欢谁，与其说心中有杆秤，不如说存在这种所谓“偏见”，美国中国文学研究家刘若愚甚至称：“一个批评家如果没有偏见，就等于没有文学上的趣味。”真正的评论不是见谁红就灭谁，或者拿着棍子乱舞一通，而是不媚俗、不唯上、不趋时。鲁迅总立于风口浪尖，使用评论武器与“正统”战斗不已，因而受到强烈的反批评。能够在评论史上留下一笔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勃兰兑斯等无不如此。自古以来，几乎所有批评界的大师都不是掌声塑造出来的，相反，他们往往得益于持有“偏见”，并被各种“偏见”砥砺。而那些受到普遍欢迎、四平八稳的评论家、表扬家们，往往朽于当世。历史是个勤奋的清洁工，每时每刻都在忙着将鞭炮炸裂后的碎屑扫进垃圾桶。那么评论是否也有标准或者底线呢？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要符合评论伦理，最直观的标准是要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即不违背真诚和真相。建国以来我国出版过多部现代小说史，但大都会在文学史上昙花一现，因为没有自己的真知灼见，也欠缺客观公正的评价，甚至成为政治的传声筒。而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版于196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可能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受到重视，该著并非无可挑剔，但有两个明显的贡献或优点：一是发掘了几乎被大陆学界湮没的张爱玲等作家，二是虽然作者对大陆主流作家存在“偏见”，但“偏见”丝毫不影响他对现代作家的评价，他充分肯定了鲁迅的经典地位，同样也没有抹杀其他左翼作家，如茅盾、丁玲、萧军、沙汀、艾芜、欧阳山、周立波等的成就。“偏见”产出的是真诚的善意的锐利的评论，起到鲁迅倡导的“剜烂苹果”的作用，体现文艺评论的丰富性和伟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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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国文艺评论界发生了许多大事。5月初，中宣部在北京举办200余人参加的全国文艺评论工作培训班；5月30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成立；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文艺评论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六次提到鲁迅，高度认可并强调要“剜烂苹果”：“文艺批评就要褒优贬劣、激浊扬清，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批评家要做‘剜烂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不能因为彼此是朋友，低头不见抬头见，抹不开面子，就不敢批评。作家艺术家要敢于面对批评自己作品短处的批评家，以敬重之心待之，乐于接受批评。”

剜烂苹果，是鲁迅《关于翻译（下）》（最初发表于2025-08-04《申报·自由谈》）中的一个比喻。据何立波《毛泽东与鲁迅神交往事》（2007年第5期《党史纵览》）记载，在1975年8月的一天，毛泽东曾让身边的工作人员给他读《鲁迅全集》中的《关于翻译（下）》一文。当工作人员读到鲁迅用“剜烂苹果”的比喻，主张正确批评，反对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时，毛泽东非常高兴，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

“剜烂苹果”在当下非常重要，许子东认为：“现在中国，有名作家名艺术家间的严肃批评吗？有不同文艺流派风格的论争吗？我觉得，这种文艺批评的空白寂静是一百年来中国文坛所没有的。这跟我们文艺创作至少在数量上的空前繁荣形成非常强烈的对照。所以我觉得习主席讲了很多方面，但是为什么这个剜烂苹果的比喻大家特别有共鸣，因为大家可能都觉得批评的缺失。”（许子东、于一爽：《复兴文艺先要敢于批评》，2025-08-04第97期凤凰网“洞见”）长期以来，我们有太多的文艺“烂苹果”，但评论家缺位，没有将部分烂处剜掉，也没有将“穿心烂”的拿出“筐”。在《为翻译辩护》（2025-08-04《自由谈》）一文中，鲁迅写道：“所希望于批评家的，实在有三点：一，指出坏的；二，奖励好的；三，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在《关于翻译（下）》一文中，他又指出评论界对翻译作品的评论方法简单粗暴：“这苹果有烂疤了，要不得，一下子抛掉。”他认为：“倘不是穿心烂，就说：这苹果有着烂疤了，然而这几处没有烂，还可以吃得。”于是，他“希望刻苦的批评家来做剜烂苹果的工作”。综合两篇文章，鲁迅希望评论家做四件事：指出坏的、奖励好的、（在没有好的可以奖励时）奖励较好的、剜掉苹果烂的部分（使之可以吃）。

不管是哪一类评论家，都应自觉履行鲁迅所说的四个职责。可是，某些体制内评论家最乐于做、做得最多的是：“二，奖励好的；三，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如果只顾着奖励好的和较好的，甚至也奖励不好的，而放弃另两类职责，那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批评的：“一点批评精神都没有，都是表扬和自我表扬、吹捧和自我吹捧、造势和自我造势相结合，那就不是文艺批评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批评了八种文艺怪象，那是句句到肉、针针见血。第一种，有数量缺质量：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第二种，低俗泛滥：把作品当“摇钱树”、当“摇头丸”；第三种，浮躁之风：不能及时兑换成人民币，不值得，也不划算；第四种，作风漂浮：走马观花、蜻蜓点水下基层；第五种，价值观缺失：什么缺德的勾当都敢做；第六种，崇洋媚外：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第七种，钻进钱眼：成为市场的奴隶，沾满了铜臭气；第八种，吹捧奉承：红包厚度等于评论高度。这八种怪象中，第八种为文艺评论专有，红包即是腐败，“红包厚度=评论高度”，这是很恐怖的一个等式。但前七种怪象，文艺评论也或多或少都存在。随着中国反腐不断进入深水区，文艺界反腐一定会持续加大力度。文艺评论反腐不仅要落实到打击违法犯罪、惩治违纪违规层面，还要挺进“灰色”地带，清理、改良学术环境和资源，清查学术上的腐败。据耳闻：中国大陆有数百家大学学报，很多是同行都不看的，因为里面的东西没有分量，但在里面发表文章则被认为有分量；在某些文艺报刊上发稿，需要版面费或打点编辑；很多研讨会只是走个过场，车马费吸引许多评论家欣然前往……学术腐败真是不一而足。囿于资源、经验和见识，本文无法对此展开分析，只能呼吁多一些“剜烂苹果”的文艺评论，通过百家争鸣以遏制文艺评论方面的学术腐败。